史实如水主席对党员干部阶层的变质，不仅有着极度的敏感，而且倾注了太多太多的良苦用心。这一点，已经构成并沉淀为他晚年思想的核心内容。
其实，官僚制在古代中国就早已形成了成熟的存在形式，或曰已经形成了一种政治特权的专业化和规模化。
主席对官僚特权，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厌恶，这在他青少年时期就有所表现。与他过早阅读反抗特权的课外读物也有关系，以至于在家里连父亲的特权都不愿承受。
成为马列主义者以后，又融入了马列对官僚阶层的有关认识。
马克思认为，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去争取阶级统治的胜利以后所承受下来的一个祸害”，他对黑格尔的“国家官僚制代表社会的普遍利益，它超越了某一阶级的特殊利益”的说法，进行了大胆否定，坚决强调了政权的阶级性，而否定了政权的普遍适用性。认为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必须把它“打碎”。马克思所说的“旧的国家机器”，就是指旧有的官僚制，认为它不可能适应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阶级需求。因此，他曾对巴黎公社政权提出了三个规则，即，胜利后的无产阶级领导者，必须接受人民代表的选举和随时监督，只准拿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并进行定期的轮换。后来的列宁，继承了马克思这一观念，十月革命胜利后，考茨基对于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曾提出“以一个新的官僚机器取而代之”，列宁对此提出了严肃批评，并担心苏维埃的国家制度，同样会出现“官僚主义恶化”问题。所以，他在文章、演讲、书信和笔记中，都曾经不断坪击官僚主义。1919年，在列宁主持下通过的俄共（布）第二个党章中，明确党要“同官僚主义进行最坚决的斗争”，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彻底根除这一祸害”。
马克思、列宁的这些思想观念，给了本来就对旧官僚体制十分厌恶的毛泽东，等于又注入了一次强心剂。对官府人员的畏惧与反抗，向来是下层人民的普遍心态。但主席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却与众不同，他从没有畏惧，只有反抗。早在“恰同学少年”时期，他就已经极度藐视权贵，统统将其斥为“粪土当年万户侯”。他对于马克思、列宁关于官僚制的有关批判，尤其能引起共鸣。这就彻底造就了他对一切权威和秩序的极大藐视，并义无反顾地、旗帜鲜明地，引入了明显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质和人民民主机制。
实际上，毛泽东在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对官僚集团的认识，较之马克思、列宁，更加深化了。
最初只是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后来认识到这是权力腐蚀的必然结果。
建政之初，他就开展“三反”、“五反”，力求把腐败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
再后来他在一次谈话时说：“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一个个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惩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我说过的，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是积重难返了啊。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走了哟。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到此，主席已经自觉拥有了治国就是治吏的思想。
在干部待遇问题上，主席也与斯大林不一样，当苏联在推行工业化时，斯大林开始采用了差异相当可观的工资制。同时，又听任各种特权者继续发展。斯大林认为，如果不让这个新阶级在工业化过程中对特权发生兴趣，使他们得到若干财产，这个运动就不会有任何成就。而毛泽东则旗帜鲜明地反对斯大林这一套，坚决反对官民间差异太大的工资制。据有关材料显示，就绝对值来说，毛泽东自己的工资，曾有一度甚至比不上一个著名的京剧演员。除了工资以外，其他等级待遇，也都曾被他多次批评。
不难发现，毛泽东是一直站在人人平等的基点上，来审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这就使他的思想，超越了朴素的平均主义理想，具有了哲学与伦理上的境界。应该说，主席对于中共官僚阶层的认识与警惕，是由浅入深的，不断深化的：
1956年，主席说出了“官僚贵族阶层”这个提法。
1958年的北戴河会议上，又提出了“特权阶层”这个概念。认为十月革命后，苏联未能解决好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结果出现了新的特权阶层和高薪阶层。
也是1958年，张春桥的一篇题为《论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极其欣赏，指示《人民日报》转载。
1959年，主席在《政治经济学读书谈话》中，又提出了革命后的“既得利益阶层”这个概念。
1964年7月14日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即在著名的“九评”中的第九篇文章中，主席为此文亲自改写了一大段话，再次强调了“特权阶层”的概念。认为，“苏联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它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职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数据和生活数据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
1965年，主席进而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重大政治概念，并将红色政权的危险，断定为主要来自修正主义，特别是中央的类似于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物。在文革中，主席曾认为共产党对资产阶级法权让步太多，认为“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这样的让步，就不对了”。认为“党的传统都丢掉了”，官员和人民之间、官员的上下之间变成了“父子关系，猫鼠关系”。
1965年1月15日，毛泽东对时任农机部长的陈正人蹲点报告中，再次正式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重大政治概念。并断定，“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表明，主席对官僚集团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并且已经坚定地把他们当成了革命的对象，并就此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集中代表了主席晚年思想的核心内涵。由此可以窥见，主席何等英明，何等人民，何等马列，又是何等共产主义者。
